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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建新:封建地租市場化與英國“圈地”(下)
來源:《世界歷史》 作者:本站編輯 [日期:2019/11/7] 瀏覽:

 


“一般地租:習慣地租市場化


“一般地租”(the general heading rents),是英國中世紀晚期誕生的地租新概念,它不是商業地租勝似商業地租,封建保有地蛻化為商業地的同時,習慣地租也完成了市場化的進程,只是完成的方式頗費周折。十五六世紀的莊園里,佃農并持有土地的性質不同,地租也不一樣。自由持有地和自由持有農一樣,在英格蘭鄉村具有不可撼動的地位。他們名義上需要負擔古老的軍事義務,而事實上中世紀晚期的領主很難管控他們,其莊園義務明顯地弱化了,他們的地租有的已經取消,有的只是象征性地送上一朵紫羅蘭,或是一磅土茴香。所以16世紀自由持有農事實上呈現出現代風貌。莊園領主的直領地也屬于自由持有地,他與上級領主或國王的一些封建聯系更多的是形式。就土地性質而言,自由持有地與私有土地產權相差無幾,無論農民、鄉紳還是領主,只要是自由土地持有者就是實際上的地產主。自由持有地出租,則是收繳參照市場行情的商業地租,如前述直領地的地租就是那樣。在墾荒地上(assart),開墾者交付租金給領主相當于確認其地產主的地位,這種地租亦為商業地租。實際上,荒地等共用地的產權頗為復雜,雖然名義上屬于領主,或者說領主所占產權比重較大,事實上不同的土地權利交叉:領主權與莊園—村莊共同體權利交叉,每一個村民使用權又與共用權交叉,所以圈地運動時因公地發生爭端的案例時??梢?。更為復雜的是習慣佃戶的土地產權,“一般地租”的提出即是針對他們習慣地租而言。所謂一般地租,就是越過以往的習慣地租,從而實現了地租商業化的目標。

到中世紀晚期,公簿農仍被稱為習慣佃農,他們主要交納習慣地租和土地易主費(entry fine、fine on entry)。習慣地租即原來的周工勞役,后來折算為貨幣,其數量受習慣法保護;土地易主費發生在保有地繼承或流轉時向領主交納的一筆現金。習慣地租和土地易主費本是不相關的兩筆租費,此時合并計算:放過受習慣法保護的偏低的習慣地租,而提高以往不受習慣法重視的土地易主費,于是產生一般地租的概念,即習慣地租+上漲后的土地易主費。這樣既規避了習慣法,又實際上達到了商業地租的水準。商業地租(commercial rents),又稱為競爭性地租(competitive rents),在圈地運動前已經廣泛實行,不僅運用于契約租地,此時也變相擠進習慣保有地,從而大大抬高地租,成為圈地運動的重要誘因。

迂回戰術的手法相當隱蔽,但是難以掩蓋那個時代的趨向,讓習慣地租逐漸靠近市場價格,明晰土地產權,獲取土地的最大利潤。英格蘭具有悠久的法律傳統,后者有深厚和廣泛的社會共識,任何無視法律和法律程序,試圖一次性推翻既有社會秩序的行動,無論你出于什么動機,都會遭遇社會的頑強抵抗,難以實行。在這樣的社會條件下,避免與既定的習慣法正面沖撞,采取迂回戰術不失為明智選擇。這是英國社會十分有趣的現象,也是觀察英國社會歷史的重點和難點。不難發現,地產主們第一個迂回戰術是繞開習慣保有地,極力擴大契約租地,實行商業地租。如直領地和一部分荒地就是這樣變成契約租地的,后者可以獲得接近市場行情的高額租金。商業地租的拓展,正好與直領地出租和拓荒運動結合起來。直領地一般占據莊園耕地的半壁江山,還有不斷開墾的荒地和林地,所以商業租地規模得以迅速膨脹,可以說第一個迂回戰術取得的成果是巨大的。

另一個重要的迂回戰術是表面上不觸動習慣地租,而是大幅度提高土地易主費,實際上整體提高了地租金額,從而產生“一般地租”概念。土地易主費是更新土地租約時向領主繳納的一筆費用,以獲準進入繼承地,這是習慣土地的慣例。土地易主費金額是否固定,各地慣例不一樣,由于不是常年發生的租稅,不如習慣地租那樣受到高度關注,結果為其后的膨脹留下空隙。從大量的莊園案例可發現,15世紀中期后,關于土地易主費的訴訟案件不斷增多,沉重的土地易主費已是迫使佃戶離開土地的重要威脅。一些莊園的土地易主費是固定的,例如伊麗莎白一世時期,王室領地的易主費大多固定,但數額又因地方不同而區別,有的是臨時裁決,有的是一年或兩年的地租總額。在1609年,泰恩茅斯郡12個莊園的佃戶要求法庭再次確認一條慣例,即土地易主費限定在固定值,其中6個莊園的家內土地繼承是2英鎊,家庭外則是4英鎊。其余6個莊園的家內繼承為一年地租租金,家庭外則為二年地租租金。一些莊園土地易主費是不固定的,數額差異也很大,不同個案之間很難找到什么規律,完全取決于已實行的慣例。比如,在英格蘭西南部多賽特郡的斯皮威克莊園(Sapewike),佃農J.布特持有33英畝耕地和15英畝草地,支付土地易主費6先令8便士;而N.斯克威爾18英畝可耕地和1英畝草地,卻支付100先令??傊?,如果說習慣地租固定的事實與觀念是普遍的難以改變的,那么土地易主費的規定則是極不統一的,很多時候是不確定的。于是繞開每年的習慣地租去提高土地易主費的做法越來越多地被采納,不僅可行,而且有效。進入16世紀浮動的土地易主費有增無減,額度普遍抬高,致使佃農的支出不斷增加,反對的呼聲也從未間斷。例如,來自克洛里(Crowley)佃農的集體抱怨,1536年約克郡農民反抗以及1549年肯特郡農民的反抗,都涉及沉重的易主費。然而,抱怨和反抗似逆勢而動,效果不彰,習慣地租低位優勢逐漸被高額土地易主費淹沒,從而使地租總額不斷向市場價格靠攏。

拉高易主費也不那么容易。1538年,在法恩登莊園村民與領主就土地易主費發生爭執。領主穆爾什(Mulsho)到星室法庭起訴公簿持有農亨利·塞爾比拒付上漲后的易主費。由于該佃農背后有村民公共訴訟費的支持,所以能夠在星室法庭和衡平法庭上據理抗爭,拖欠易主費竟達12年之久。衡平法庭要求該公簿農做出讓步可后者卻置若罔聞,他在莊園法庭上得到村民和陪審員們的支持,最終否決了領主的高額易主費。地租商業化的過程不是一蹴而就的,甚至是漫長的,前述達拉謨教區的另一個案例就是如此。1541年開始,主佃雙方經過半個多世紀的較量,習慣保有制(customary tenure)才最終讓位于契約租佃(leasehold tenure)。事情是這樣的:一方是約曼、農夫和鄉紳,他們交付習慣地租,世代承襲保有地,并拒絕訂立有租期的新租約;另一方是教會領主不承認他們的說法,要求期限承租,認為他們不過是任意保有農(tenant at will)。保有制轉換相當緩慢,為此教會在1548年開始采取強制手段,一度中斷了土地承租關系,除非原佃戶支付一筆較大的款項贖回土地,佃農們起訴到樞密院。1576年再次發生沖突而上訴樞密院,法庭提出兩種選擇法庭提出兩種選擇,不論哪一種方案都是限期承租,大幅度地增加土地易主費,從而提升地租總量。以后經歷了一系列的變化,總的趨勢是大部分佃農接受了這種新型承租形式,而且租期越來越短,甚至規定最多7年就要重新簽約,以便根據土地市場行情收取土地易主費。

攻破了土地易主費,習慣地租實際上越過了習慣法堤壩,迅速膨脹為競爭性的商業地租。一俟租期屆滿,期限保有地上的佃戶可以續約,也有可能因高額競爭性地租逼迫下離開土地。如此,唯有世代繼承權并交納固定土地易主費的公簿地(copyholds by fines certain),才是安全的公簿地,持有這樣土地的公簿農實際上接近于自由土地持有者。在市場大潮沖刷下,隨著各項權益時效性的不斷界定,交納固定易主費的公簿地越來越少,一項統計數據表明了這一點。該統計涉及的范圍頗為廣泛,包括三個地區的294個莊園,結果表明實行浮動土地易主費的莊園占據多數,高達63%以上。

 

馬丁也指出,將近三分之二的公簿持有農交納非固定的土地易主費,與上面的數據相當接近。馬丁說,其時的佃農結構,除去20%自由持有農,大部分是公簿持有農。在公簿持有農中,約一半土地是及身而止持有或幾代人持有,而不是世代承襲,幾乎三分之二的公簿持有農交納非固定的易主費。這意味著,至少三分之二的公簿農交納了“一般地租”,即實際上的商業地租。很明顯,16世紀,隨著直接和間接的地租膨脹,小農的黃金年代消逝,農牧業產品的增量部分越來越多地流入地產主的口袋。依據海溫漢姆(Hevingham)教區莊園法庭檔案,1530年前后,單位面積土地價格急劇上漲:在1513—1528年間,每英畝土地的平均價格為27先令8便士;而在1529—1543年間,每英畝土地的平均價格上漲為48先令8便士;到1544—1558年間,每英畝平均價格進一步上漲至114先令4便士,土地價格與地租價格總是密切相連的。前文提及的該時代拉蒂默主教,在講道中提及其父承租一塊地,以前每年交租金3—4英鎊,現在已經上漲到16英鎊,甚至還要上漲。此前20年,威廉·羅伊(William Roy)已經抱怨過地產主抬高了一半的租金,并索要高額土地易主費。在16世紀最后25年,地租增長得更快了,根據克里奇的研究,在1590—1600年和1640—1650年間,農田租金增加了6倍,而草地和牧場增加了2倍或3倍。威廉· 哈瑞森(William Harrison)認為,1578年,租地農場主交付的一年地租相當于過去6年或7年的地租總額,在那個時期舊地租可能從4鎊漲到了40鎊甚或更多。他還指出,土地易主費則漲到兩倍、三倍甚或七倍。

浮動的土地易主費不排除領主漫天要價,趁機逼迫佃戶離開土地,不過一般說來還是遵循一些準則,即市場準則,也就是將土地易主費與地租并聯考慮,整體作為土地資本的回報。艾貝爾(Abel)指出,土地易主費支付取決于三方面因素:土地租期長短;當下這塊土地的地租高低;這塊土地的產出能力??梢娡恋匾字髻M實際上參照了一般的市場行情,不完全由地產主單方面決定。實際上,在許多情況下土地易主費是租佃雙方討價還價的結果。例如在某案例中,佃戶威廉·波頓愿意出價300英鎊,作為99年租期的一塊土地的易主費,而領主約翰·泰勒則要求450英鎊。佃戶上調到360英鎊,領主則要400英鎊,最后,兩人370英鎊成交,租金分四期支付。顯然,最后的價格是接近市場的價格。商定土地易主費同時考慮地租高低,說明人們已然將二者綁定,由此產生“一般地租”的概念。雖然每年交付的習慣地租不易改變,不過已經不再重要,如果地租低于市場價格,土地易主費可以幫助田主填補。這一時期,“對于大多數地產而言,土地易主費在支付租金總額中所占比例越來越大,甚至成為租金的主要部分”。通過這種方式,即合計地租和土地易主費的方式,習慣地租實際上蛻變為商業地租,直接面對市場。








四 16世紀的地租飆升與圈地
















 

 


“一般地租”,包含地租、土地易主費等,還有一些實物或少量勞役,一應在內。根據一般地租概念,克里奇對16世紀至17世紀中葉地租變化做了專項研究,他認為,該項研究最好的材料是莊園調查記錄,相比較而言這一時期領主赫伯特(Herbert)地產上諸莊園提供的檔案資料最為理想,由于該地產一直保持莊園管理方式,土地繼承或轉移時的記錄完整地保留下來,“是可靠的研究基礎”。根據原始檔案,他做成兩幅統計表格,并且更傾向于第二幅表格,后者根據同一地區獲得的所有調查記錄,其囊括范圍更加廣泛,如下所示:

 

克里奇指出,根據赫伯特地產資料,在北安普敦郡的蒙塔古(Montague)地區,1545至1546年,畜欄和家宅租金增長了50%;1547年,磨坊租金從43先令增長到4鎊;1552年,其他租金從4鎊16先令8便士增長到10鎊??傊?,從16世紀中葉到17世紀中葉,地租上漲了4倍;如從16世紀初到17世紀中葉計,租金竟上漲8倍之多。其他地產的租金增幅也相差不多。他說,關于地租變化趨勢的計算僅取其近似值,可以肯定的是:第一,這項統計展現了一百多年間地租的一般變化趨勢;第二,“我們應該沒有高估地租的增長幅度”。接著,克里奇比較了地租價格和小麥、羊毛價格增長幅度,他認為有理由推斷,從整個增長趨勢看土地租金漲幅高于一般物價。這一數據有力地證明:將地租增長完全歸于價格革命是不能成立的。

艾貝爾也持相似看法,他指出,16世紀英格蘭地租急劇上漲是無可爭辯的事實。艾貝爾還將自己數年研究成果顯示在下圖:16世紀20年代和70年代之間,地租(rents,指租金加上土地易主費)上漲了4倍;在16世紀80年代有小幅波動,而后又繼續上漲2倍。如圖中的小麥和羊毛的價格曲線所顯示的那樣,地租的上漲幅度很輕易地超過了小麥和羊毛價格的上漲幅度。

16至17世紀中葉英格蘭南部地租和主要產品價格變化曲線資料來源:Wilhelm Abel, Agricultural Fluctuations in Europe from the Thirteenth to the Twentieth Centuries, p.125.

行文至此,16世紀英國地租急遽上漲,高于一般物價上漲幅度及其原因也就有了答案。地租問題必須回溯到中世紀的生產生活中,尤其是某些契約因素的發生發展,不過其歷史后果是復雜的:莊園習慣法使得習慣地租具有雙向強制作用,擋住了領主的過分侵奪,同時也使習慣地租置身于市場行情之外。歷經二三百年,相對不變的習慣地租與一般性商品如小麥、羊毛、牲畜等價格相比,存在明顯的“落差”,恰似一筆潛伏的歷史欠賬。習慣法支持的習慣地租,壓抑了領主的貪婪盤剝,客觀上成為培育近代市場經濟的沃土,正是借助習慣地租的穩定,土地增值部分大多流進佃農口袋,促進小農經濟繁榮,從而促進了市場經濟發展。幾代人過來,農民的經濟和自由狀況獲得普遍改善,富裕農民群體興起,鄉村經濟社會發生了質的變化。一個十分有趣的歷史現象是,正是市場經濟深入發展,逐漸消解習慣地租與市場隔絕的狀況:首先,在莊園邊緣地帶的荒地林地沼澤地出現競爭性的商業地租,領主直領地出租也采用商業模式,從而使不變的習慣地租面臨極大的挑戰,“一般地租”應運而生。一般地租就是商業地租,實際上吞噬了習慣地租對佃農的優惠。托尼指出,在這種情況下“佃農地位近乎革命性地下降了”。他說,莊園習慣曾經保護他們免受向下的競爭壓力,并且實現了佃農和莊園經濟的繁榮;現在,通過土地易主費等入徑,“以往領主未能獲取的增益部分從佃戶轉到領主手中”。

在莊園經濟體制走向解體的進程中,習慣地租與市場價格“落差”的消除只是時間問題。地租上揚的不可避免,還與保有地市場價格膨脹相關。值此,適逢價格革命,物價普遍上揚,習慣地租要補足歷史欠賬,還要跟進價格革命的一般物價膨脹,出現雙重漲幅疊加,因此上揚顯得格外凸出,高于一般物價增長的曲線也就不奇怪了。“一般地租”推行是英國習慣地租上揚的方式,它回避了與習慣法的正面沖突,另辟蹊徑,在有序的環境下同樣實現了封建地租的市場化。一方面,市場化以后的高額地租,使土地產值分配重新洗牌;同時高額商業租也是地產主圈地的一大利器。不論對于沒有繼承權的公簿持有農還是契約租地農,他們手里的租約大多已具有時效性:在租約規定的期限之內,他們的土地權利受到法律保護,因此是安全的,即使租期是幾代人那樣的長期的土地出租,領主也要等到最后一代承租人去世或租約期滿才可終止合同??墒?,一旦原租約到期,佃農就不再受到法律保護,地產主可以征收高額土地易主費,或更新租約,大幅度提高地租。在這種情況下,佃農可能因無力負擔“一般地租”,被迫放棄土地。很明顯,地租飆升和圈地運動有著極其密切的關系。另一方面,圈地后的經濟利潤反過來進一步刺激地租市場化進程。將圈圍的耕地或牧場出租,可以獲得遠遠高于圈地之前的租金利潤。地租商業化是圈地的直接推手,至此以前難以想象的“圈地”似水到渠成,而且一發而不可收。當然,地租的商業化也不是偶然的,說到底,經過幾百年的物質和精神積累,形成了不可逆轉的社會環境,十五六世紀之際,英國的市場經濟大潮“如同驅動磨坊水車的激流,所有舊式的經濟標準盡被淹沒”,其中習慣地租與整個莊園制一樣,都走到了歷史的盡頭!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發現三層含義:其一,“圈地運動”的興起看似突兀,其實與漫長中世紀鄉村經濟社會生活演進存在深刻的內在聯系。一般認為,地租演進歷程即封建地租走向資本主義地租,而歷史事實是,在英國傳統社會內部存在著自我否定因素,在習慣法的作用下,中世紀晚期的地租是封建的但同時具有市場因素發展的某些條件,后者越來越突出,地租的市場化不可避免。其二,隨著市場經濟日益深入,難以撼動的習慣地租最終被打開缺口,地租與可變動的土地易主費合并計算,形成“一般地租”,不斷趨向市場價格;適逢價格革命,雙重漲幅疊加,一路飆升,社會飽受沖擊,一部分小農尤其痛苦,不過地租市場化無疑是顛覆中世紀田制不可或缺的環節,是從“敞田”到“圈地”的重要鋪墊。其三,中世紀習慣法是雙刃劍,受習慣法保護的習慣地租,曾有利于中世紀農民經濟繁榮和市場經濟發展;而發育起來的市場反過來卻對習慣地租提出挑戰,迫使習慣地租不斷趨向市場價格,為莊園經濟劃上最后的休止符。這一過程相當漫長,不過,一旦社會和經濟力量消長達到歷史性轉捩點,破繭成蝶可期可待。

 




 

本文作者侯建新,天津師范大學歐洲文明研究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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