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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位置:中國世界中世紀史研究網 - 佳篇共賞 - 侯建新:封建地租市場化與英國“圈地”(上)

侯建新:封建地租市場化與英國“圈地”(上)
來源:《世界歷史》 作者:本站編輯 [日期:2019/11/7] 瀏覽:

內容提要 英國所以發生圈地運動,因素多多,經濟的、社會的、文化傳統的,不一而足。然而,我們不能離開土地本身談土地變革,不問“土地”,何以知“圈地”?而英國圈地最初引起社會廣泛關注就是從地租問題開始的。進入16世紀前后,地租急遽上揚,廣受社會輿論詬病,不過地租變動的前因后果以及與圈地的內在邏輯聯系,未見有說服力的批評和闡釋;以后亦如此。以往關注地租者并不少,學界所理解的地租演進歷程,就是封建地租走向資本主義地租,而本文試圖從中世紀鄉村生活內部探求其潛在的否定因素,它是封建的、同時具有市場因素發展的某些條件的地租形態和時段,這就為我們理解此時的經濟形態的演變提供了一個新的解釋模式。英國封建制的某些契約因素支持了中世紀農民經濟繁榮,后者的發展到頭來卻對整個封建經濟形態提出挑戰,這樣,近代與中世紀的內在聯系,地租飆升及其與圈地運動的內在聯系,得到了更深入的解釋。國際貿易的擴張、養羊業的發展、價格革命等都在發生作用,最終還要土地本身發生變化,土地和地租市場化才是顛覆中世紀田制的最直接的鋪墊。關鍵詞 國史 圈地運動 封建地租 商業地租

英國圈地運動是以人類歷史上首次土地變革聞名于世,也是一個老話題,可是,緣何發生這樣的運動在國內外史學界并沒有達成廣泛的共識。一些人歸結為國際貿易和工商業發展,即國際貿易催生羊毛業,繼而推動大量農耕地變成牧場而誘發圈地;也有人認為小農與生產資料相分離是經濟轉型的必然階段,圈地運動不過是通過暴力掠奪小農促進這一過程而已;領主的“貪婪”是較原始的版本,與之相隨的“暴力”幾乎成為圈地的代名詞。國外較為晚近的分析,將圈地歸于生產專業化的結果,從而使得公地制度不再重要;或歸于城市化的結果,后者空前地刺激了農牧產品消費;或歸于生產效率提高和繼續提高的需要,等等。說來這些分析都有一定道理,可不免過于疏闊,讓人不得要領,或者讓人產生更多的疑問,比如提高生產效率的愿望,又如價格革命,絕非限于英格蘭地區,為什么以前或其他地區沒有產生圈地運動呢?筆者以為,探究“圈地”背景主要還要從特定時空維度下的實際生活出發,不能離開土地談“圈地”。值得注意的是,經過數個世紀物質積累、權利積累和觀念積累,社會深層結構發生了極為深刻的變化,其中土地和地租是基礎性的變量參數。筆者此前探討了該時期封建保有地性質的蛻變,本文則重點討論英國封建地租如何從莊園習慣法規定到市場規定的演進過程。英國之所以發生圈地,關鍵在土地和地租的市場化,而單純的羊毛業發展、國際貿易、價格革命和暴力等都發生作用,但是都不足以從根本上導致土地產權變革。不禁想起日本的一個民間故事:古時候,一個到處尋求金子的人,最后發現金子竟長在自己的眉頭上……

進入16世紀前后,英格蘭地租一路飆升,一時成為社會熱點話題,廣受詬病。地租為什么如此膨脹?領主的“罪惡”是那個時代的重要答案,托馬斯·莫爾“羊吃人”的控訴廣為人知。拉蒂默(H.Latimer)主教16世紀中期向愛德華六世布道中,多次怒斥“領主的貪婪”。他指出地租上漲使得面包等價格上漲,百姓基本生活成本增加,苦不堪言。那個時代譴責領主貪婪的著名篇章還有《霍林謝德編年史》(Holinsheds Chronicles),是教士哈里森(W.Harrison)等根據親歷的見聞寫成。問題是,領主因何貪婪,以前就不是嗎?將地租上漲完全歸于領主貪婪的看法當時就有異議,例如諾登(Norden),16世紀一位作家當時就指出,地租大多通過市場協商的方式議定,租佃雙方自愿,“難道地產主不可以憑據自己的意愿和能力來追求他們的利益嗎?……我想,如果領主拒絕雙方認可的上漲租金,反倒是愚蠢之極了”。諾登所說似在情理之中,可是主佃雙方為什么能夠在那樣高的價位上達成協議呢,卻沒有回答。其實一個簡單的事實是,地租上漲并非權力強制而是市場指向,土地已經被卷入了市場經濟范疇。與這一命題相關的另一種解釋是,有人將地租急遽上揚歸于價格革命,亦難以成立。從時間順序上看,地租上揚在先,在價格革命明朗化之前。同時,從價格的增長幅度來看,并未完全依隨價格革命的節拍,地租一路遙遙領先。一批英國歷史學家對圈地運動期間的地租增長做了專題研究,克里奇以地產檔案為依據,論證了十六七世紀地租數倍增長,明顯超過小麥、羊毛價格增長幅度。艾貝爾、懷特等也持相似看法。諾貝爾獎得主美國學者諾斯等也指出,英國地租指數是所有價格中增長最迅速的,上漲幅度竟超過500%以上!踏上不歸之路的地租上漲,沖擊了社會財富再分配底牌,沖擊了人們的社會關系,還使得一部分人陷入痛苦與貧困。“盡管這樣的變化看起來多么不受歡迎,然而,土地效益最大化的趨勢難以阻擋,即使立法也阻擋不住”,可見地租飆升有其特定原因。英國的封建地租顯然經歷了與市場背離和回歸的過程,而這一過程的內涵是極其復雜和豐富的,是理解英格蘭這段歷史的重點,也是難點。

克里奇等回避了歷史長時段的探討,他們就16世紀地租論地租,對地租上浮一馬當先這一歷史現象沒有給出有說服力的解釋,也沒有建構起該現象與圈地的有機聯系。不過,前人的研究成果是我們繼續探討的基礎。“歷史是一件無縫的天衣”,筆者認為,地租問題亦是圈地運動深層次動因探討,必須從長時段的歷史聯系中說明問題,從傳統社會母體的某些因素中說明問題。


 

 習慣地租的歷史作用與局限

 


中世紀晚期地租高漲,是相對于莊園時代的習慣地租而言,因此習慣地租(Customary rent)是理解圈地運動時期地租變化的出發地。習慣地租是西歐封建地租的別稱,即依據習慣法交納地租,如同領主的佃戶被稱為習慣佃戶、封建保有地被稱為習慣保有地一樣,僅從語義學上即可發現習慣法在封建莊園制中的重要作用。習慣法就是慣例,又稱莊園法和村法,同時也是英國最高法律普通法的基礎。在中世紀英國人的觀念里,任何存在了相當時期的事情,人們便推定它是合法的、合理的。各級法庭所依據的習慣法,就是建立在這種假定之上的,所以,C.H.麥伊爾文稱中世紀日耳曼人的法律是“發現”(found)的而不是“制定”(made)的。賽班也表述了同樣的觀點,幾乎使用了完全一樣的語言,可見這樣的判斷在歐洲學界形成了穩定和廣泛的共識。在英國,王室頒布的普通法大約自13世紀開始通行,其實普通法也是建立在村莊或莊園的習慣法基礎上的,國王及其有關機構將發現的慣例整理后置于某種“法令”或“條例”里,以期人人皆知,人人皆行,因此英國中世紀的法律基本上是一部習慣法。西歐封建制是人身依附的制度,同時在封君與封臣、領主與佃戶的關系中存在雙向制約因素和契約因素,久為學界所公認。我們認為,習慣地租是歐洲封建主義歷史條件下的特定產物,其中兩點應當格外關注:其一,習慣地租主要是佃戶與領主之間的一種政治關系,也就是說,地租不僅是使用土地的代價,更是佃戶領主人身依附關系的表征,意味著佃戶的效忠與服從,所以地租與市場完全是脫節的,甚至是背離的。事實上,習慣地租輕重與佃戶保有地面積大小并非對應,一個自由地保有者可能占有相當大的持有地,勞役卻較輕,只有偶爾的勞役,或交付少量的實物以示效忠。依附佃農持有地不一定比自由持有農的大,然而勞役卻重得多,這是身份決定的。即使在依附佃農中間,地租與保有地的價值同樣不是對等的:早期莊園檔案告訴我們,倘若慣例規定維蘭佃戶“周工”天數一樣,并不意味著這些佃戶持有地大小一樣;反過來,“周工”的增減與佃農持有地大小同樣不一定發生聯系。貨幣地租代替勞役地租,在歷史上被稱作“勞役折算”(sold work)。英國貨幣地租在14世紀下半葉已經占據主流,這是農村市場經濟發展的重要標志,可這種貨幣地租仍是習慣地租,不是商業地租,即習慣地租依然與土地的市場價值沒有直接關系。貨幣地租是勞役的替代物,也可謂勞役量的折算,佃戶所交現金原則上為領主提供雇工傭金。翻閱科倫多爾莊園(Crondal)檔案,在莊園管家1287年的地租冊中,人們發現習慣保有地租金計算方法簡單而粗陋。凡佃戶,不論承租土地的面積大小,都須首付9.5便士,稱作“Pondpany”。接下來,雖然佃戶所付租金不一樣,但看不出佃戶持有的土地面積與他租金之間的關系。例如,一塊22英畝的持有地付2先令10便士,一塊32英畝的持有地也付同樣的租金(二者相差10英畝即60市畝余——引者注)。另一塊29英畝的土地則要付2先令2便士。此外,12.5英畝、16英畝和18.5英畝的持有地一律付2先令。值得注意的是,這些持有地在同一個地塊上,即是說,土地質量和位置沒有差別。答案只有一個,那就是習慣地租不是基于土地的經濟價值,不是市場價格,而是以前勞役的簡單折算,貨幣地租仍然是身份地租。習慣地租如同封建身份一樣具有超經濟強制因素,主要是人身依附關系的表征,與土地可能產生的市場收益沒有直接關系,無關市面價格下跌還是上揚。其二,習慣地租基本是不變的,穩定的,其歷史作用是復雜的。由于英國封建制中的契約因素,一旦確定下來,就受到習慣法保護,很難改變,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習慣地租幾乎是固定地租的代名詞。一方面,地租固定可以保證領主的收入,有利于維持莊園秩序。如果佃戶拒服勞役或拖欠租金,領主將起訴至法庭,經陪審團查證后,法庭將按照法律程序迫使佃戶按約交租。首先是下傳票,并在法庭上提出警告;若仍不服從則強制扣押大牲畜等動產,甚至扣押、查封保有地,并以沒收土地相威脅。極少看到莊園發生過佃戶因此失去土地的案例,不過將違規佃農的大牲畜強行扣押的情況時有發生。西歐中世紀農業對畜力依賴度甚高,大牲畜是最重要的動產,扣押畜力實際上中斷了佃戶的田間耕作,足以使其就范。關于佃戶怠工、拒服勞役、拖欠租金的訴訟和處罰,充斥莊園檔案,按照慣例違法者須交納罰金,而罰金歸主持莊園法庭的領主,所謂“司法獲大利”(justice is great profit)。習慣法保障領主的政治統治和經濟收入,所以莊園法庭又被稱為領主法庭不無道理。另一方面,習慣法、習慣地租防止領主的過分侵奪,被稱為保護農民經濟的“防波堤”(dyke)。莊園時代,習慣地租對領主貪欲的遏制,有助于土地增值部分流進農民口袋,促進小農經濟繁榮。有證據顯示,小農經濟繁榮是從15世紀開始的,他們持有土地的規模和農業耕作中的自主性都有所增長,所以亨利七世在位的15世紀被視為小農的黃金時期。到16世紀,習慣地租仍然有助于抑制土地收益過快轉向地產主及資本主義租地農場主,緩解市場競爭壓力。當然,習慣地租“不變”的特性既不是天然使成,也不是天然不變,而是緣于佃農群體不懈的抵抗,因為領主總是虎視眈眈這道“防波堤”。抵抗有時是法庭的,有時是非法的,甚至是暴力的。佃農的習慣地租是“不變量”,而隨著時間的推移和生產能力的提升自己獲得的部分卻是“可變量”。小農經濟的發展得益于佃戶負擔的確定,其中佃戶的抵抗,習慣法及莊園法庭提供的法律程序,都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習慣地租的穩定對農村經濟繁榮做出的貢獻,一向為史學界公認。托尼研究了英格蘭若干郡的27個莊園的檔案,統計了自13世紀末葉至十六七世紀之間的佃戶租金變化。該數據表明,盡管某些莊園的地租有一定的增長,但從長時段來看,大多數莊園的地租還是相當穩定的。一些佃戶的地租竟能二百多年保持不變。早期貨幣地租往往也伴隨少量勞役,后者在統計中沒有顯示,這些勞役逐漸折算到后來的租金總量里,所以托尼說實際租金可能比上述數據更穩定。按照一般規律,物價的增長或快或慢,但在一個長時段內總是增長的,倘若沒有一定力度的強制限定,習慣地租在二三百年中的穩定狀態是難以想象的。顯然,習慣地租具有雙向的強制作用,而長期穩定的地租無疑有利于佃戶財產的普遍積累。下面若干案例,分別顯示了習慣地租與佃農純收益之間比例及其變化,進一步說明這一時期農業自然增值流向佃農這一事實。據土地調查員記錄,1608年,安布勒莊園(Amble),慣例租金16英鎊5便士,佃戶年純收益是93英鎊4先令4便士(比例1∶5.8)。同一年,黑克斯哈姆莊園(Hexham),規模較大,314個公簿持有農地租總額126英鎊4先令8.25便士,而純收益624英鎊4先令1便士(比例1∶4.9)。在萊斯特郡的巴克百莊園(Barkby),差額更加驚人。1636年,自由佃戶和習慣佃戶地租總額11英鎊8先令7.5便士,而他們的純收益卻達到215英鎊1先令6便士(比例1∶18.6)。羅奇代爾莊園(Rochdale)屬王室領地,該領地的習慣地租與市場地租的差額如此之明顯,以至佃戶索性將其習慣保有地二次出租——當然按照市場價格出租,從中獲取二者之間的差價。據該領地檔案記載,在一部分地段,轉租1英畝地獲得差額2—6便士;在另一地段,差額利潤是8便士;有的竟達到10便士。在1549年出版的《英格蘭本土公共福利對話集》(Discourse of the Common Weal of This Realm of England)一書中,反復提到習慣地租滯后于當時市面流行的價格,致使地產主貧困。后來價格革命發生,物價普遍上揚,但習慣地租還是不變,實際相當于不斷萎縮,明顯地加劇了與市場地租的落差,使問題變得更加尖銳起來。消除這樣的落差無疑是市場經濟發展的要求,也是土地回歸市場的要求。習慣地租的穩定性推動整個鄉村經濟社會發展的歷史作用,不可低估。佃戶負擔受到習慣法限定,從而享有經濟自然增長的大部分成果。起初佃農每交給領主1便士放入自己口袋3個便士,后來每交給領主1便士就能放入自己口袋4便士、5便士或更多。英國歷史學家評論說:“我們不要忘記,如果一個佃農的地租能夠200年或250年保持不變,而且在經過農業革命之后只需把自己租地獲得利潤的1/5、1/6甚至1/18上交即可,這樣的狀況連現代的農場主也會嫉妒不已。無論佃農有什么其他方面的劣勢,他至少有一個助其成功的條件。他不會被高額地租所擊垮。”在二三百年的時間里,物價在波動中不斷上浮,地租卻基本不變,遠遠低于一般物價上漲的幅度,所以佃戶個體可以積累資金,購買土地,擴大持有地,甚至成為租地農場主或新型地產主的歷史現象變得容易理解了;產生富裕農民群體(well-to-do peasantry),從而改變鄉村社會結構也變得容易理解了。同時,習慣地租與市場脫節的原因和后果也得到闡釋。習慣地租抵御了領主的貪婪同時也阻隔了市場調節,因此習慣地租價格與市場價格存在著的明顯“落差”,此乃特定的歷史條件下的產物,它為16世紀地租急遽上漲埋下伏筆。再者,說到底習慣地租是封建制產物,具有超經濟因素,最終退出歷史舞臺也是不可避免的。


二 商業地租興起

 


富裕農民經濟不同于封建領主經濟,它依靠資本主義雇傭經濟起家,并與雇傭經濟一道成長,逐漸改變土地租佃方式,進而推動土地和地租市場化,為“圈地”做了最重要的制度安排和轉型鋪墊。習慣地租一方面保證領主收入,另一方面使產品增值的大部分流入普通農民的口袋。經過二三百年的積累,隨著生產率和商品率的提升,個體農民經濟得到普遍發展。根據筆者研究,到16世紀一個典型農戶每年可產5噸谷物,還有養羊業等工副業收入,除滿足自家消費外大部分農副業產品進入市場,因此他們中的大多數人與市場建立了穩定的聯系。英格蘭生產力水平和市場水平已經位于歐洲前列。中世紀農村是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然而此時的農業生產不止滿足于家庭消費,相當數量的農民也不再是傳統小農,一部分杰出佃農成為大租地農場主或農業資本家,與鄉紳僅一步之遙,甚至難分伯仲。他們占有越來越多的土地,大多實行雇工經營,讓土地提供越來越多的農牧業產品,滿足多方面的需求。同時積累更多資金,擴大生產,形成一定的經濟和社會勢力,對莊園經濟形成有力的挑戰。習慣地租為小農經濟的普遍發展從而為市場經濟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反過來使習慣地租以及莊園經濟本身受到挑戰。

之前,隨著勞役制解體,許多封建領主利用勞役折算的現金雇傭勞工,直接經營直領地。怎奈一般貴族領主不善此道,也不屑于實業,他們的利潤范圍非常狹窄,甚至無利潤可言。在面向市場、依靠工資勞動者的經營方式中,莊園管理體制極不得力,加之富裕農民雇傭經濟的有力競爭,直領地往往入不敷出,常年虧損。議會頒布《勞工法》限定勞工工資,并規定勞工首先受雇于領主,試圖助力領主、壓制富裕農民經濟,可是成效甚微。在整個14世紀,人們發現莊園查賬官年終報賬時總是說:“今年又虧了”!他們的建議是,與其虧本經營,不如承租出去。蘭開斯特郡公爵領地的查賬員在1388年報告說,鑒于海厄姆費雷爾(Higham Ferrers)和朗茲(Raunds)的莊園(位于北安普敦郡)都在虧本運營,建議“應當像其他地方一樣把直領地出租出去”!究其虧本的原因,魯特蘭公爵的管家在賬本里寫得相當直白:“土地在領主手中,故無利益可言。”領主的一些地產甚至出現拋荒?,敔査罚∕artham)直領地14世紀百年間,播種面積、用工數量和生產效率等節節衰退,難以為繼。于是,改弦更張,將直領地出租,成為封建主們紛紛效仿的做法。以東英格蘭麥切伯爵地產為例:諾??饲f園的伯徹姆(Bircham)、薩??说奈榈潞罓枺╓oodhall)、克來特(Claret)等的直領地,于14世紀60年代中期出租。不到10年,諾??丝さ奈譅栃炼蚰罚╓alsingham)和赫特福德的莊園又出租了,其他三個莊園到1400年也先后出租。教會地產亦如此??蔡夭状笾鹘淘?4世紀80—90年代間,至少有18個莊園直領地出租,余下少數幾個莊園的直領地到1450年也全部出租。

 一些人將直領地出租歸于黑死病引起的勞力匱乏,頗為片面。實際上,領主直領地的削減早在黑死病前一個世紀就開始了。例如溫徹斯特主教地產:1269年,直領地在13,000英畝以上,1284年下降到11,000英畝,1310年下降到10,000英畝,1321年又下降到9,000英畝,即在黑死病發生前20年,直領地已削減了30%以上。黑死病加速了這一進程。伍斯特主教地產在14世紀經歷的變化,是另一例證,戴爾根據該地產直領地耕夫和挽畜數量,推算出犁具數量變化,從而窺測出領主直領地驚人的縮減幅度。

 

伍斯特主教直領地在14世紀百年間減少近70%,其中38%的莊園已將直領地全部商業化出租,傳統的領主經濟不復存在。在新興富農雇傭經濟壓力下,莊園領主的財富觀念和行為方式都發生變化。在典型的西歐封建社會,領主財富和地位的標志是服役佃農的數量,而此時一種流行的財富觀念認為,掌握金錢遠比佃戶的數量更重要;土地的重要性在于它生產多大的經濟價值。土地正在變得商業化。如何從地產中獲取更大的利潤?基于這樣的追求,也是形勢所迫,越來越多的莊園領主樂于出租自己的直領地,一般以商業模式出租,這在本質上是完全有別于傳統的土地保有制。

領主直領地出租最初經常在佃戶中間分割。我們把目光投向十四五世紀的檔案可以發現,在許多莊園直領地被分割為小塊土地出租,租期多為數年。1325年,王室土地調查員發現,在特柯福德(Tykeford)莊園,直領地48英畝分別出租給佃戶。1328年,在諾森伯蘭的阿布勒(Amble)莊園,被稱為“弗蘭德”(the forland)直領地被依附佃農們(bondage tenants)分割與承租;9年后,其中4個依附佃農又分別租得2—4英畝直領地。1436年,在阿姆布勒斯伯里(Ambresbury)莊園的直領地上,2卡勒凱特(Carucate)耕地、8英畝草地、400英畝牧場,以租期若干年分別租給各類不同的佃戶。同年,在溫特伯恩(Winterborne)莊園,2卡勒凱特耕地、6英畝草地以及300英畝牧場也被分租。直領地出租在15世紀相當普遍,到16世紀中期幾乎全部出租。有時出租給契約租地農或公簿持有農,在有些情況下,領主將直領地整體轉移給一兩位大戶,承租者也許是個鄉紳、騎士或是個莊頭,許多時候就是一個富裕農民。直領地進入市場,讓有錢的家庭來購買或承租,是這些家庭發家致富的重要機遇。他們可能覬覦這些土地很久了,承租土地完全為了擴大生產規模,贏得市場利潤,實際上他們就是資本主義租地農場主。領主直領地在莊園耕地中占據相當大的比例,一般一半左右,甚至更多,通常是最肥沃、最令人羨慕的土地。但16世紀的直領地已不再是莊園經濟的中心,也不再是習慣佃戶履行義務的中心,而成為體量巨大的商業出租地重要來源,對土地市場化的作用非同小可。如果說勞役制清除是人身依附關系的解體,那么領主直領地分割則開啟了傳統共同體耕作體系的解體進程。在其他一些歐洲國家,比如德意志,領主直領地的解體是很晚以后的事情。

與此同時,荒地的開墾和出租,加快了界定土地產權的進程,也進一步推動了土地商業出租模式。事實上,很可能小塊墾荒地出租最先使用了商業契約承租模式。在圈地運動興起二三百年前,一片又一片的荒地或被分割,或被蠶食。最初,佃戶悄悄地開墾村莊周圍荒地,以避開領主和管家的監視,因為這是違背習慣法的。墾荒還時常遭到一般佃戶的抵制,他們抱怨共用地的減少損害了他們的放牧權。廣袤的英格蘭國王森林綿延不斷,并受國王特別森林法庭保護,然而在拓荒者(包括貴族開荒者)的壓力下,再加上貨幣的誘惑,王室也逐漸變通了森林墾殖的禁令。王室森林如此,一般領主的林地和荒地的情況可想而知。人們出資承租荒地,實際上是承認王室或一般領主的土地產權并與之建立商業租佃關系。隨著一塊塊荒地林地被開墾,許多莊園專門設立了荒地林地租金賬簿,使得領主收入成倍增長。出租墾荒地回報豐厚,所墾林地和荒地的所有權也得以確認,領主愈發樂見其成。領主出租墾荒地的方式與直領地出租方式相互借鑒,共同推進了商業契約租地的發展。在新墾地上,租佃簽約雙方自由,不過土地的租期是有限的、可終止的,租金隨行就市,是可浮動的,完全不同于封建保有方式。

 商業土地租期長短不一。1411年的考文垂大教堂(Coventry Cathedral)地產檔案,提供了11個莊園直領地商業出租的信息,它們分布在沃里克郡和萊斯特郡,租期分別為8年、22年、60年、14年、3年、12年……還有三塊意愿持有地,為不定期出租。諾??丝さ母H厍f園(Forncett)的直領地,先是大塊土地的出租,后來是零碎的出租。大約1400年之后,租期6年或7年,之后是12年或40年?;蜷L或短,總有租期終止之時,這是直領地和荒地租約的重要特征,也是典型商業出租的特征。在直領地出租的初期階段,領主為了吸引佃戶,很可能低價出租,甚至低于慣例租金,如1378年福塞特契約租地的租金,平均每英畝僅10.75便士,而同時期當地習慣地租平均每英畝要支付24便士,相差一倍以上。因此,14世紀末期和15世紀,在那些習慣保有義務繁重的莊園,佃戶大規模地涌向契約租地,而契約租地多源自直領地和荒地。商業租地的租金和租期,完全根據市場需求靈活調整,土地利用率和生產效率得以提高,顯示了旺盛的生命力。

 在這種新型商業租地影響下,越來越多的習慣佃戶同時承租商業地,許多公簿農同時也是契約租地農。以前,領主直領地和佃戶保有地涇渭分明,佃戶定期在領主直領地上服役而持有自己的那塊保有地,后者受習慣法保護,在這個意義上保有地稱為習慣地,佃戶稱為習慣佃戶。十四五世紀后,一部分習慣佃農先后承租直領地或荒地,一個重要結果是,市場化模式進入習慣佃農的租地關系中。公簿農源自維蘭佃戶,他們持有莊園檔案相關部分的副本上面記載著其土地權利。原來持有的土地大多是世代保有,后來承租的直領地和墾荒地則不同,幾乎完全比照商業租地方式,所承租土地有固定年限。結果,一部分公簿農的面目變得復雜起來:他們依然是持有法庭卷宗副本的公簿農,可他新近持有的、來自直領地或荒地的土地卻是商業租地,其租地條件與其說是封建保有的,不如說近代商業的。土地對于他們不再像以前的習慣佃農那樣世代占有,亙古不變。1568年,土地調查員從莊園賬簿發現,在西部地區的6個莊園里,直領地多年前就已經變成了公簿農的商業租地。同樣的事情發生在諾森伯蘭公爵的莊園里,由于領主直領地出租,那里的公簿農占有土地的面積明顯增長。在英格蘭其他地方有類似的情況發生。商業租地即期限租地的增多,勢必強化土地流動性,莊園共同體地產的整體性進一步被打破。

商業租地方式如此盛行,以致直接沖擊和改變原來的習慣保有地,一旦遇到時機,習慣保有制也可能變成商業租佃。一些地區的維蘭佃戶人身解放是與習慣保有地變性為商業契約地聯系在一起的。在貝克郡,維蘭制存在的時間較長,一直到15世紀上半葉,還有不少維蘭佃戶通過贖買方式等消除不自由的標記,與此同時維蘭保有地變成終身契約租地,“實際上,終身租佃制已在習慣保有地上變得非常流行”。終身租佃,即佃戶與領主的依附關系及身而止。也就是說,佃農土地權利具有時效性,當事人離世后,其后代與領主不再具有人身關系,同時也不能繼續占有土地,顯然,已是商業契約地的租佃方式。從16世紀的情況看,習慣地向契約租地的轉移對領主有益,因為商業地租能夠上浮,而習慣地租原則上是固定的。

習慣地租是受習慣法保護的,由于習慣法根深蒂固的歷史地位,所以習慣地租仍然難以撼動,即使進入16世紀后依然如故??颂m多莊園(Crondal)有158位公簿持有農,顯然是一個較大的村莊,曾因習慣地租和土地繼承權問題與領主產生爭端。1567年,領主溫徹斯特大教堂主持,與全體公簿農“集體談判”(collective bargain),最終達成協議:依照習慣法佃農享有固定地租,固定的土地易主費和公簿持有地的繼承權。協議書包含這樣的文字:從今以后,應當永遠接受并認可,領主和習慣佃戶共同尊奉的那些公正的、確定的、古老的習慣法……;并且,從今以后,大教堂主持及其繼任者與莊園其他利益相關方達成的協議繼續有效,直到永遠。顯然此為佃農取得成功的案例,他們堅持了傳統權利。在領主的威脅、利誘下,佃農敗訴也不少見。例如,在達拉謨的教會地產(Durham Cathedral)上,領主要求改變習慣佃戶土地可繼承的保有條件,然而佃戶拒絕簽訂新租約,保有制轉換進展緩慢,引起曠日持久的訴訟,最后以大部分佃戶變成契約租地農告終。商業地租和習慣地租相差甚大,一旦改變土地的性質,流進地產主口袋的租金成倍增長。初期的契約地租金可能不高,還帶有習慣地租的痕跡,但它與習慣地租已有本質的不同,因為合法提升租金的大門已經打開,租約到期,領主可俟機更改契約,依市場行情提高租金。

總的看來,早期商業地租運用在墾荒地和直領地上,這兩類土地成為商業地租確立的最初平臺。不過,一般佃戶手里的習慣地租,由于習慣法的頑強保護而很少變化。16世紀主體佃戶是公簿農,他們獲得了人身自由,然而仍然生活在莊園—村莊共同體內,在敞田上耕作,并且交納習慣地租。圈地,就是將共同體協作的敞田地變成用籬笆分隔開的個人所有的圍田;也是將封建保有地變成流通于市場上的商業地。很明顯,習慣地租是遏制商業地租流行的最后堡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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